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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6 09:51:33來源:泉州網
為官忠鯁不撓,曾獲皇帝褒賜“忠勤正直”匾額;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聯合紳民,銳意收復廣州,開展蓬勃的反侵略斗爭

  為官忠鯁不撓,曾獲皇帝褒賜“忠勤正直”匾額;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聯合紳民,銳意收復廣州,開展轟轟烈烈的反侵略斗爭

  泉州網訊 (記者吳拏云)今年是泉州清代名宦黃宗漢逝世155周年。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這位曾經叱咤一時的老臣在上海病逝,享年62歲。他的家眷將其靈柩扶送返鄉,安葬于當時泉州涂門外的赤山鄉。作為清朝最后一位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五口通商大臣,黃宗漢是抱憾而終的,他渴望實現的制夷救亡之道在暗如遲暮的晚清,終成蜃樓、泡影。但是,作為一位有良心、有骨氣的中國人,以及一方的執政者,黃宗漢在直面外國侵略者時展現出的剛毅與勇猛,卻是晚清官吏中罕見的。

黃宗漢故居外豎立著“大司馬”碑 (吳拏云 攝)

黃宗漢故居外豎立“大司馬”碑 (吳拏云 攝)

  黃宗漢,字季云,一字坡友,號壽臣,晚號望云老人。嘉慶八年(1803年),黃宗漢誕生于泉州一書香門第,其父黃念祖是泉州城內頗具名氣的教書先生。道光十五年(1835年),黃宗漢中進士,由此躋身仕途,一路晉升。咸豐二年(1852年),黃宗漢已官至浙江巡撫一職。由于任內“辦理各路防堵不動聲色,措置裕如,督辦漕糧、海運亦極認真”,文宗(即咸豐帝)對其硃諭嘉獎,內有“朕與汝精神相注,如日追陪”之語。咸豐四年(1854年),文宗特詔褒勵,賜黃宗漢御書“忠勤正直”匾額,勉勵他“慎終如始,以成一代之名”。稍后,黃宗漢即被擢升為四川總督,任上他平冤獄、籌兵餉、鎮苗逆、治盜患,為大清王朝可謂鞠躬盡瘁。但晚清國內外形勢波譎云詭,黃宗漢沒有料到的是,不久他將被卷入更復雜的政治旋渦當中。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國悍然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以武力叩開中國的門戶,這場戰爭也是當時西方列強對華實施“炮艦政策”的典型例證。在這之后,侵略者就像嗜血的鯊魚一般,變得更加貪婪與兇狠,而清朝統治者的軟弱,則更讓中國成了英法等國眼中的“帶血的鮮肉”。

  咸豐六年(1856年),英國殖民主義者利用“亞羅號事件”制造戰端,連占廣東虎門口內各炮臺。咸豐七年(1857年),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城,兩廣總督葉名琛被擄,廣東巡撫柏貴受挾制,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廣州城戰役”。這場戰役也為第二次鴉片戰爭正式拉開了序幕。據史料記載,英法聯軍侵占廣州后,“拆毀民房,擄掠子女,恣睢暴戾,無所不為”(清咸豐年間《籌辦夷務始末》)。

  南方告急,黃宗漢臨危受命奔赴廣東,出任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五口通商大臣。與虎門銷煙的民族英雄林則徐一樣,黃宗漢也是力主抗擊外夷侵略者的,赴任南下時,他于沿途廣招義勇,經過家鄉泉州時甚至還募征了一批神射槍手——“于過泉州家門時,即邀親友囑為招募神射槍手,挑選精壯,教練步伍,以一人管帶五十名為率,備一兩千名……”(清咸豐年間《籌辦夷務始末》),為后續的制夷行動做準備。抵達廣東后,黃宗漢駐扎在惠州,與廣東籍的前戶部侍郎羅淳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密切配合,組成當時赫赫有名的“一督三紳團”。他們在廣東聯合紳民,銳意收復廣州,開展蓬勃的抗夷救亡斗爭,時而采取公開的、集中的方式打擊侵略者,時而也采取秘密的、分散的斗爭方式打擊敵人。

清源山碧霄巖一帶,有“忠勤正直”摩崖石刻。 (陳起拓 攝)

清源山碧霄巖一帶,有“忠勤正直”摩崖石刻。 (陳起拓 攝)

  當時,與黃宗漢同朝為官的福州人林壽圖,特地寫了一封信給遠在廣東的黃宗漢,信云:“自海氛多事,彼所畏吾鄉兩人,昔之林文忠、今之閣下,愿加努力,盡所能為,是中外所屬望也。”(見黃宗漢墓志銘)林文忠即林則徐。林壽圖認為,入侵廣東的洋人之前畏懼的是林則徐,而今怕的是黃宗漢,他鼓勵黃宗漢竭盡自己所能,為國御侮。黃宗漢在廣東也確實頗有作為,面對國恨家仇,以他為首的“一督三紳團”同仇敵愾,在廣東成立團練總局,招募東莞、三元里、佛山練勇數萬人;他們還四處張貼告示,大造輿論,激勵士民奮起反抗英法聯軍的侵略;同時密令禁止國人與侵略者進行貿易,并發出懸賞令,表示要重賞“做內應幫助光復省城或擒獲敵酋巴夏禮者”。“一督三紳團”的抗夷行動,使得英法聯軍在廣州一度受挫,也滯緩了這些貪婪者進一步入侵中國的腳步。

  可惜的是,當時的清政府根本沒有與列強較量的堅強毅力。咸豐八年(1858年)5月,英法聯軍再犯天津,清廷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當消息傳到廣東時,廣東新安鎮鄉勇義憤填膺,殺死了幾個出來張貼告示之人,這讓英法侵略者惱羞成怒,立即調兵攻陷新安鎮,并向清廷施壓稱:“和議既成,而一督三紳仍作梗和議,必須查撤!”早已被外夷炮火嚇怕的清廷遂以黃宗漢“有礙和局”為由,免去其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之職,調任四川總督,不久召其回京,改以侍郎候補。這樣的遭遇與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被免去兩廣總督之職的林則徐,又何其相似。

  數年之后,文宗病死熱河,慈禧太后發動辛酉政變,在鏟除顧命八大臣載垣、端華、肅順等人的同時,也給主戰派黃宗漢扣上“黑帽子”,將其“革職永不敘用”。黃宗漢和林則徐最終都落寞收場。在清末朝廷的腐朽統治下,這樣的結局也并不算出人意料。

  黃宗漢的故居位于今天泉州市區鎮撫巷內,大門外矗立著紅磚砌座的“大司馬”花崗巖石碑。泉州清源山碧霄巖一帶,仍有黃宗漢“忠勤正直”摩崖石刻,旁附“清咸豐皇帝圣諭碑”碑文,正是咸豐四年由文宗御筆親書、大臣何紹基錄文、黃宗漢勒石而成的。如今這塊摩崖石刻已是青苔斑駁,同樣斑駁的恐怕還有那段被歲月覆蓋的歷史。

  黃宗漢:晚清權力爭斗的犧牲品

“三余”書房門匾依稀可辨

“三余”書房門匾依稀可辨

  本期人物簡介

  黃宗漢:字季云,號壽臣,晚號望云老人,清代泉州登賢鋪人。官至四川總督、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吏部侍郎,曾獲文宗欽賜“忠勤正直”匾額。

  核心提示

  黃宗漢去世之后,其墓志銘由嫡長子、探花郎黃貽楫親撰。黃貽楫在墓志中詳述黃宗漢在仕途晚期蒙冤,遭慈禧等人排斥的經過,并發出“此冤未伸,天何聾瞽”的哀嘆。那么,黃宗漢這樣一位曾經的封疆大吏又是如何走到慈禧權力集團的對立面的呢?本期“調查”就讓我們一道去試窺這段歷史背后的玄機。 □記者 吳拏云 文/圖

  名門宅邸鱗次櫛比

  嘉慶八年(1803年),黃宗漢出生于泉州登賢鋪鎮撫巷內,為黃念祖的第六子。據《晉江滿庫黃氏族譜》一書介紹,黃宗漢這一族的祖先原本世居泉州法石鄉,奉“滿庫”為堂號(可惜由于族譜早年佚失,“滿庫”堂號因何而來,如今已是個謎)。后來,傳至八世黃世熊,由法石遷居郡城集賢里,開枝散葉而成如今遠近聞名的“觀口黃”(族人聚居于元妙觀口)。

  黃宗漢的故居今仍位于鎮撫巷內,據其裔孫黃小寅、黃大鵬、黃承潔等介紹,舊時,北至元妙觀后、南臨打錫街內側、西濱中山路、東接承天寺,鱗次櫛比的一大片宅第皆是黃宗漢家族的宅邸。步入黃家大院,樓閣亭臺數十重,縱橫如畫,其中還有“梅石”“一六”“三余”等三處書房,更為名門大宅增添一抹書香之氣。梅石書房的“梅花石”尚存,黃氏裔孫媳洪黎晶表示,此石據稱是黃宗漢在四川總督任上,派人由四川千里迢迢運回來的。傳說此石能預報風雨陰晴,十分神奇。

  故居內今懸有一塊“進士”匾,乃黃宗漢道光十五年(1835年)金榜題名時所立;另有“探花”金字匾,為黃宗漢的嫡長子黃貽楫于清同治甲戌(1874年)殿試中探花時所立。不過原匾早已無存,今兩匾俱為復制品。正廳大門上有黃宗漢自撰對聯“雄文豹蔚尊鸞閣,家業蟬嫣蔭鯉庭”;另一處廳堂中門則有黃貽楫所撰對聯“修其孝悌忠信;以為黼黻文章”。據黃氏后裔稱,“觀口黃”自古傳下“讀書積德、淡泊處世”的祖訓,故如今族裔家宅的門戶上都貼有“讀書”“積德”字樣的警語。

  黃宗漢故居外豎立著一塊“大司馬”碑,“大司馬”三字入石有一厘米深,筆力遒勁。石碑背面撰寫著黃宗漢的生平簡介。這塊“大司馬”碑據說原為黃宗漢“忠勤正直”牌坊的一部分。“忠勤正直”牌坊舊時立于打錫巷口(今址為泉州市鯉城區行政服務中心)。上世紀50年代,牌坊被拆,此碑便流落于民宅之內,后由黃氏族裔黃子鋃、黃小寅等于1998年覓歸。“大司馬”在東漢初為三公之一,品階極高。明清時,兵部要員常用此為別稱。黃宗漢曾任軍機章京,后出任兩廣總督時按例兼任兵部尚書,故有此號。泉州文保專家黃真真表示,“大司馬”碑當年能失而復得,實是泉州文保的一大幸事。

黃宗漢故居今仍位于市區鎮撫巷內

黃宗漢故居今仍位于市區鎮撫巷內

  一代良臣寵遇隆渥

  “觀口黃”歷代以來賢達輩出,但其中最有名的當數黃宗漢。黃宗漢“幼而聰異”,7歲失怙,由長兄宗澄教養成人。黃宗澄比黃宗漢年長了整整21歲,他于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中舉,是清末“觀口黃”家族的主要創業者。“觀口黃”清末在泉州有很多產業,其主要經濟來源為店鋪經營和出租,店鋪分布于觀口、后巷到敷仁巷、鎮撫巷,連成一片,經營范圍十分廣闊,有布莊、綢緞莊、糖果店等。黃宗澄對待黃宗漢十分嚴苛,據黃貽楫所撰黃宗漢墓志銘(原名為《清誥授光祿大夫署吏部右侍郎黃公墓志》)載曰:“(宗漢)受伯父退巖公(即宗澄)教養,勤苦刻勵,至于成人。事兄如父,出告反面(即外出和返回都要稟告),小不稱意旨,即恐懼無所容;迨受官歸,不命之坐不敢坐。”正是因為長兄的管教嚴厲,才使宗漢后來為官時,處處秉持辦事嚴謹、端正的態度。

  黃宗漢11歲讀遍諸經,17歲中秀才,道光元年(1821年)18歲中舉人副榜,道光十四年(1834年)為正榜舉人,翌年聯捷進士。踏上仕途之后,黃宗漢初選庶吉士,散館改兵部主事,后充任軍機章京,歷任員外郎、郎中,遷御史、給事中。擔任御史時,黃宗漢多所彈劾。云貴總督桂良“昏庸廢事”,只因他是皇親(其女為親王福晉),其他御史無人敢言,獨黃宗漢不懼權勢,上疏彈糾,獲得道光帝的贊許和采納。黃宗漢的這次彈糾也為其晚年蒙冤埋下了禍根。桂良雖受斥責,但毫發無損,對黃宗漢卻已然恨之入骨,伺機報復。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黃宗漢出為廣東督糧道,后調雷瓊道,歷山東、浙江按察使。《清史稿·卷394·列傳181·黃宗漢》載:“咸豐初(1851年),巡撫吳文镕薦宗漢可重用,遷甘肅布政使。二年,擢云南巡撫,未之任,調浙江。”

  黃宗漢上馬浙江巡撫時,正逢湖州一線漕船擱淺,漕糧改留變價,虧銀達30多萬兩,布政使椿壽情急之下自縊。為保證京城糧食的供給,黃宗漢于是倡辦海運漕米,獲得朝廷的支持。他在浙江任期間,“嚴整吏治,裁撤陋規,布置合宜”。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攻克南京,黃宗漢分兵江蘇、安徽境內,堵截太平軍進入浙江要道。不久小刀會在上海起義,攻陷城池,切斷海運線路。窮則思變,黃宗漢又建議漕糧改在江蘇瀏河受兌,使漕糧順利北運。清軍重兵駐江南,江南大營后勤任務十分繁重,黃宗漢致書專辦軍務的欽差大臣向榮,建議江、浙、贛三省按月定額接濟,有效地解決江南大營軍餉難題。浙江有書院“詁經精舍”,出現經費短缺狀況,黃宗漢聞之十分關心,“捐廉充補”,使書院得以繼續維持。

  黃宗漢在這一階段表現出的精明干練被文宗看在眼里,咸豐四年(1854年)二月,文宗特詔褒勵:“浙江巡撫黃宗漢,自簡任以來,辦理各路防堵不動聲色,措置裕如……歷覽該撫奏報精詳之至,毫無瞻顧,深堪嘉尚。著發去朕書‘忠勤正直’匾額一面,賞給黃宗漢。該撫領朕所賜御書,不必作獎勵觀,作紀實觀。朕尤愿汝慎終如始,以成一代之名。”文宗賜給黃宗漢的御書“忠勤正直”匾額,后又由大臣何紹基筆錄、黃宗漢勒石于泉州清源山上。此時的黃宗漢可謂寵遇隆渥、名噪一時。

梅花石相傳能預報風雨陰晴

梅花石相傳能預報風雨陰晴

  危難之機領命南下

  不久,黃宗漢被擢為四川總督。在四川總督任內,黃宗漢“裁一切漏規,平反冤獄數十起。各州縣錢糧津貼多征少解、徭役苦累閭閻均為懲辦,一時吏怨少恩、民懷大德”,可見,黃宗漢為了聚攏民心,不惜得罪下屬官吏,更不計較個人得失。難怪后來其墓志也嘆曰:“嗚呼,府君(即指宗漢)居官梗概,上惟兩圣人知之、信之,下惟士庶民感之、悅之,更何暇旁計毀譽然。”宗漢在川期間,西藏地區少數民族之間發生內斗,駐藏大臣請求朝廷派兵鎮壓。文宗命成都將軍往征,并令四川籌兵籌餉。黃宗漢在研究形勢之后奏稱:“毌庸蠻觸相斗,可一言開釋,奚大舉為?”意思就是像這種情況哪里用得著大動干戈、武力鎮壓,可以好言相勸,居中調停即可。果不其然,朝廷調停之后,西藏之亂沒多久就平息了。后來,“貴州苗逆思竄蜀,酉陽、忠州有盜起”,也都紛紛被黃宗漢“密謀定之”。

  咸豐六年(1856年),黃宗漢被調回京城補內閣學士,兼署刑部右侍郎、順天府尹。在任內,他“理平糶、通錢法、弭蝗患,當言則言,當行則行”,把工作做得漂漂亮亮的,令文宗十分心悅。也正是出于對黃宗漢的信任,在咸豐七年(1857年),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城、兩廣總督葉名琛被擄之時,文宗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黃宗漢。他覺得派遣黃宗漢南下廣東,必能“外示兵威,內借民力”,轉圜事機。

  南下廣東,黃宗漢被賦予的身份是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這就幾乎囊括了廣東一地的軍、政以及外交大權,特別是“五口通商大臣”一職代表的外交權力,這對于清之前的各朝各代地方長官來說都是不可想象的。但這外交權力實是一塊燙手的山芋。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廣州十三行專營外貿的特權被取消,廣州、廈門、上海、寧波、福州等五口相繼開放。為了應付頭緒紛繁的通商交涉事宜,1842年10月,清廷任命曾代表中國與英方議訂《南京條約》的耆英為兩江總督,兼籌一切通商交涉事宜,通商大臣之設由此發軔,史稱“五口通商大臣”。1844年,耆英調任兩廣總督,并授命以欽差大臣辦理各省通商善后事宜,于是,五口通商大臣一職也就成了兩廣總督例兼的職務。

  然而,鴉片戰爭的炮聲終未使清朝統治者從昏睡中驚醒,而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和通商大臣的設立,在王朝統治者的眼里只不過是對咄咄進逼的西方人采取的一種“羈縻”手段。兩廣總督看似可以獨立與西方人建立外交聯系,實則暗奉皇帝“馭夷”旨諭,時刻聽取的仍是來自京城的聲音,往往不免陷入首鼠兩端的外交僵局。黃宗漢的前任葉名琛,在廣州城戰役前后竟奉行“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奇葩原則,實際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宗的個人態度。在葉名琛被洋人捕獲,并被英法侵略者用來要挾清廷時,文宗對其的評價陡轉一百八十度,葉名琛由“知人善任、勤勉政事”的形象,搖身而成“剛愎自用,辦理乖謬”之臣。所以黃宗漢此時出任兩廣總督兼欽差五口通商大臣,實是被推到了政治的風口浪尖。

名門大宅,巷弄幽深。

名門大宅,巷弄幽深。

  一督三紳協力抗夷

  馳赴廣東之前,黃宗漢也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首先是在京時,與文宗密商制夷策略,兩人前后會面多達11次,“召見十一次,陳制夷方略”。黃宗漢此時提出自己的態度,即反對和議,力主抗擊外夷侵略者,請求發動民間力量,練兵討夷,并推薦暗中起用前戶部侍郎羅淳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等粵紳,共同參與行動。黃宗漢墓志銘載曰:“請勿輕聽和議,宜許廣東紳民自集團練討夷,眾志成城,痛加剿洗,斷不可稍為遏抑。并薦羅侍郎惇衍、龍太常元僖、蘇給諫廷魁堪膺任使。上悉從之。”可見,文宗對黃宗漢的制夷之道是首肯的。這從《籌辦夷務始末》內的諭折中,亦可看出端倪。(《籌辦夷務始末》,又稱《三朝籌辦夷務始末》,為清代道光朝、咸豐朝、同治朝的官修對外關系檔案。該書所輯多為諭折、廷寄、照會等原始資料,凡三朝時期的中外關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皆有記載,故尤為珍貴。)

  其次是由閩入粵時,黃宗漢便未雨綢繆地沿途廣招義勇,經過家鄉泉州時還招募一批神射槍手——“于過泉州家門時,即邀親友囑為招募神射槍手,挑選精壯,教練步伍,以一人管帶五十名為率,備一兩千名……”為后續行動做準備。大量召集義勇兵力,不難看出,黃宗漢對于廣東之行的艱險,早有預估。

  抵達廣東之后,由于廣州淪陷,黃宗漢暫居惠州,與羅淳衍、龍元僖、蘇廷魁三紳密切配合,銳意收復廣州,時人稱之為“一督三紳團”。他們成立廣東團練總局,招募東莞、三元里、佛山練勇數萬人;還四處貼告示,懸重賞捉拿“夷冠巴復禮”;一面通飭各縣各鄉,議定“絕貿易,斷接濟,禁服役”各章程,并暗約沿岸各鄉團,如有夷船聯幫進入內河,兩岸團練群起而攻之,以挫其驕橫之氣。這一鬧,搞得廣州城內的英法侵略者膽戰心驚。但侵略者也深知紳民奮力抵抗之義舉,“明則三紳出頭,暗則一督主意”。

  咸豐八年(1858年)4月13日,夷兵及奸細2000人,乘船而來,揚言要到惠州擄捉黃宗漢。得知消息后,黃宗漢鎮定自若,做好迎戰部署。結果侵略者的船只在途中遭遇大風浪,未能到達惠州。但英法侵略者豈能就此罷休?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5月,英法聯軍再犯天津,直逼北京,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這一不平等條約激起了百姓的切齒痛恨。當英國侵略者在廣東張貼和議告示時,新安鎮鄉勇奮起突襲,打得侵略者丟盔棄甲,狼狽逃竄。英法聯軍惱羞成怒,調動大量兵力攻陷新安鎮。聲稱是“一督三紳”處處作梗,使和議無法真正達成,逼清政府要撤去“一督三紳”。清政府搖尾乞憐,慌忙以黃宗漢有礙和局為由,免其兩廣總督及五口通商大臣之職,調任四川總督。不久黃宗漢返京,改以侍郎候補,后出任吏部侍郎。

  奇怪的是,《清史稿·卷394·列傳181·黃宗漢》在評價這段歷史時,不僅不伸張黃宗漢的抗夷功績,反而斥其“駐惠州,惟恃聯絡民團,出示空言激勵,為英人所禁格,不能遍及……民團大舉攻城,初勝終挫,懸賞格購洋官首,亦僅時伺隱僻,有所殺傷而已。宗漢外怵強敵,內畏民嵒,不能有所措施。”

  究竟是誰在“外怵強敵,內畏民嵒”?《籌辦夷務始末》所記諭折,足以揭示真相。《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八》:“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何桂清等奏……該夷等所訴各情,皆系一面之詞,明知稱兵肇釁其曲在彼,而處處以葉名琛為詞。諭羅惇衍等令其聯絡紳團,將該夷驅逐出城,然后與之理論。如果紳民合力,該夷稍知畏懼,黃宗漢到后外示兵威,內借民力,與之講明利害,事機尚可轉圜。若該夷不遵曉諭,竟來上海,該處為海運關稅重地,非如廣東可以用兵,著即與何桂清妥籌設法,令其回粵。不可泄漏調兵消息,使該夷別生枝節……”《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八》:“諭軍機大臣等:前于四月初七初十等日,將夷船到天津后,大概情形,及該夷占據大沽炮臺,未能即時用武各情節,先后寄知黃宗漢矣……且該夷所筑炮臺,能使十里內外,不能駐足。此時羅惇衍等,恐急切未能攻城。著黃宗漢懷遵前旨,如團練力可制勝,萬全無失,則聽其進攻,不必阻遏。倘勝負尚未可知,則不可輕于一試。設有疏失,轉令夷人窺破此用民剿夷之說,亦不足懾服夷人。況黃宗漢所帶兵勇無多,必須蓄民團之威,以為局外調停之助。若并此不足恃,則黃宗漢愈無把握。此系慎重機宜,并非遏民義憤。黃宗漢當與羅惇衍等妥密商辦可也。”對于外夷,文宗投鼠忌器,不敢全力反抗,這在《籌辦夷務始末》有諸多記載。而黃宗漢未能貫徹他自己的制夷方略,則多因朝廷掣肘。

  心灰意冷悲涼病逝

  黃宗漢返京,更大的禍事還在等著他。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了北京,文宗與寵妃那拉氏(即慈禧)逃亡熱河承德府,留恭親王奕訢與外夷議和。英法聯軍闖入圓明園掠奪珠寶,后將圓明園焚毀。恭親王與桂良等釋放英國俘虜巴夏禮,開城迎寇,與列強簽訂盟約。

  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文宗病重,危在旦夕。臨終前諭令皇長子載淳繼承“大統”,命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位大臣為“顧命大臣”,贊襄政務。不久,文宗駕崩,載淳繼位,年號“祺祥”,后改為“同治”。同年九月,皇太后慈安、慈禧勾結恭親王奕訢等人發動政變(史稱“辛酉政變”),殺死肅順,令載垣、端華自盡,罷景壽等五大臣職,實行垂簾聽政。慈禧太后授恭親王為議政王,并重用桂良為軍機大臣,開始借他們之手掃除異己。

  正如前文所述,桂良早對黃宗漢積恨至深,此時正好借機報復。在查辦顧命八大臣“黨援”時,最初無人指證黃宗漢。桂良便向專辦此案的許彭壽暗示稱:“如黃某者何不列入耶?”彭壽領其意,立即將黃宗漢也列入“黨援”名冊,但卻查無“實跡”,只好模糊稱“該侍郎(黃宗漢)又以京城情形可慮,遍告于人,希冀阻止,其為意存迎合載垣等,眾所共知”,以此問罪于黃宗漢。最終,黃宗漢與禮部尚書陳孚恩“均著革職永不敘用”。《清史稿》稱:“黃宗漢依違貽誤,終以依附權要被譴。”黃宗漢始終逃不脫這“莫須有”之罪。

  雖被革職,但黃宗漢自問坦然,念“山陵未定”,沒有馬上離開京城,而是選擇留都兩年,杜門謝客,內心希冀朝廷能回心轉意,將他重新起用。然而,這一切不過是鏡中水月,召其返朝的圣旨并沒有出現。

  同治二年(1863年),黃宗漢得泉州同鄉陳慶鏞延請主講清源書院,此時已對宦場心灰意冷的他,才帶著家眷及數萬卷書南歸。在途經上海時不幸得病,寄寓泉漳會館。同治三年正月,黃宗漢在上海寓所病逝,享年62歲。黃宗漢一生著有《奏議》20卷,《海運全書初編》10卷,《續編》4卷,《籌防紀略》4卷,《籌海紀略》4卷,《公文》8卷,《詩文鈔》4卷,《手札》4卷。惟《海運全書》梓行,余未刊。后來,其子黃貽楫為他編輯詩文稿名《黃尚書公全集》,書稿現存廈門大學圖書館。

  當年林則徐禁煙后被發配伊犁時,曾悲憤吟道:“元老憂時鬢已霜,吾衰亦感發蒼蒼。余生豈惜投豺虎,群策當思制犬羊。”即使身受委曲,仍不忘抗夷救亡,恐怕黃宗漢飄然南歸之時,也是懷著這種心境吧。公道自在人心。那些為國抗夷、馳騁天際的先輩身姿,終究是不會被民眾所遺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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